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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!北大历史系教授翦伯赞与妻子自杀之谜
翦伯赞夫妇的自杀,在文革受难者中是相当独特的:他们不是在遭受“斗争”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,而是在得到所谓“落实政策”之后自杀。在获得某种“恩赐”或“宽大”的时候自杀,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。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,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。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,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。
原载于《百年潮》杂志,2012年第5期原标题: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作者:谢甲林
编辑:微信公号@世界人文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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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1966年6月16日,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:“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。”我说:“服从组织,要求不要留在北大。”随后,我马上开始交待工作,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。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,工作组副组长、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,要我到二组(保卫组)任副组长,组长是蔡润田。全组36人,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毛泽东曾讲过:北大有个翦伯赞,你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,就去问翦伯赞;北大有个冯友兰,你要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,就去问冯友兰。经翻阅有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,了解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周总理指示:周培源、翦伯赞、冯友兰、饶毓泰、闻家驷和温特(美国教授)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。
1966年8月4日,“中央文革”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,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,继续承担保卫工作,改称保卫组;北大“校文革”成立后,保卫组受其领导,并给增加了3人,仍由蔡润田任组长,我任副组长。经总政批准,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,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,我不能撤离,仍留在北大,继任保卫组组长。
1968年8月19日,首都工人、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(以下简称宣传队)进驻北大,宣布“校文革”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,唯独留下保卫组,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,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。
从1968年9月初开始,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、彭骊云大会。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。他们认为“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”。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,共揭发出够敌我矛盾的500多人。当时,所有清查对象,包括翦伯赞、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,都集中食宿,不准自由回家。对此,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确提出:翦伯赞、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,隔离审查、限制自由,是违背指示的。
1968年10月16日夜,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,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,结论是“自缢”。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,送上“结论”。同时,又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、冯友兰的重点保护,亡羊补牢。
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,把翦、冯二人放回家。当时,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,在大院外,不便保护,我提出建议后,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(保卫组原址63号),每月发生活费120元,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,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。并明确要求,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,不准外来人员接触。
1968年12月18日早晨,天还没亮,伺候翦伯赞、戴淑婉夫妻的退休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,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:两条人命,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。
我马上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,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、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。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,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。在左边的床上,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,在右边的床上,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,两人面色安详,衣着整洁,均穿鞋袜。一摸两人的体温,早已冰凉,没有脉搏了,但尚无尸斑出现。我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。
报告完公安局之后,我们继续勘查现场。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,左兜里有一张纸,上写: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,万岁,万万岁!”右兜里有一张纸,上写:“我实在交不出了,才走上这条绝路。我走上这条绝路,杜师傅不知道。”
我内心感动了,多么好的品质啊!一个身陷“囹圄”的人,在受到逼迫的时候,没有违心地交代;而且,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,还生怕连累别人,因此,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毫无关系的。
接着,搜查翦伯赞的床铺,在枕头右下方,发现了一个服药袋,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。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,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,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。再搜查,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物。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,任何异物也未出现,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,也不好翻外面的兜,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。我们的初步结论: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。
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,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: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?杜师傅说:快午夜12点了,听到炉子响声,我问有事吗?翦伯赞的老伴说:翦先生饿了,我给他热点牛奶喝,你就睡吧,不用管了。据此,我们初步断定,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。
问完杜师傅话之后,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学生来了,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,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。他们说: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,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,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,听到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有关历史,翦先生一再回答“记不起来了”。双方僵持一会儿后,调查人对翦先生说:你明白,这关系到刘少奇的问题,你必须好好想想,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。我们明天再来,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,交代清楚,交代不清楚,是要坐牢的,并一再强调。
上午7时许,我把翦伯赞的两纸“遗书”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,拍照留底,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泽东。其他情况,查明后上报。我回到现场,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。
上午8时许,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,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,被我堵在门外。我说:今天不准找翦伯赞。他们说:我们是刘少奇专案组的。我说:什么专案组也不行,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!他们才离开了。
专案组的人一走,北京市公安局的人(包括赵法医)就来了。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,要求他们进行复查,通知家属,进行尸体解剖。经电话通知,家属不来,给出的答复是,已经划清了界线。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。
12月18日下午,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,考虑到目标太大,当时没有查封。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,让他们将屋门锁好,并认真看管。接着,经我引领,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,由我始终跟随,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。
到了北医三院之后,由赵法医主刀,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,有关部位做了切片、取液等;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,只取了部分胃液。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。法医的最后结论是:翦伯赞、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。
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,12月19日上午,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,乘坐专车,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。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:翦伯赞的病历,依照有关规定,属保密范围,非经特批,不准查阅。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,提出要求,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,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。
回到北京医院后,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,摆在桌子上。我到后,由专人帮助我查阅,把大夫的处方、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,一一列出清单。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,依照规定数量,每次付给20粒,多年以来,没有变化。
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,便返回北大,又询问值班学生。值班学生说:翦先生夫妻年岁老,行动不便,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。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。有一次,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:“您可别一次吃了。”他笑着回答:“不会的,我不想死,要活着报恩毛主席、周总理啊!”
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,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。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,匿名火化,不留骨灰。短短两天,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,比较顺利地完成。
过后听说,谢富治对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、审问翦伯赞的巫某,当面予以批评指责说:翦伯赞是毛主席、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,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。因此,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,翦伯赞也得到平反。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,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。我跟他们说:保卫组没有管,我给你们出个主意,你们到八宝山去查,哪年哪月建的档案。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,因为用的是化名。后来又去查了一遍,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,这才弄清楚了。
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,原件当时已经报毛泽东了,只有拍的照片,我就给他们了。事后想想,觉得很后悔,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,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!
真相如火,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。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,目的是“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”,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。
陈徒手说,“知识分子有个天职,就是说话,不论用嘴还是用笔。若一声不吭,是失职;若作假,是渎职。”
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?“思想改造”、“洗澡”这些消失于教科书,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,究竟意味着什么?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“今日之我”与“昨日之过”?
回答这些问题,在今天,仍有意义……
为此,@人文精选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和《人有病,天知否》。
这是两部深入解读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”的著作,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,实在不可多得。
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,其实还有好几本,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,而且《人有病,天知否》还颇多波折,属于“漏网之鱼”,最终能与读者见面,实属不易。
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,数量有限,之前一度售罄,有兴趣的朋友,现在可以收藏了,数量有限,先到先得。
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,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《邓小平时代》。这是傅高义先生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巨作,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,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,也不为尊者讳。
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,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。资料非常出格,但写得很客观,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。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,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、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。
张维迎: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《邓小平时代》。
沈志华:傅高义能写出来《邓小平时代》,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。
秦晖: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,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。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,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。
《邓小平时代》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,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。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.3,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,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。
这本书,不少朋友已经读过,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,想必也大有人在,所以值得再次推介。
本书口碑极佳,多次断货下架,今天再次上架。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,就买过一本,当时的售价是88元。10年过去,售价仍然是88元。
谁也不能预测《邓小平时代》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,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。毕竟邓小平时代……已是另一个时代。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,长按下图,识别图中的二维码,立即一键收藏(库存已所剩不多了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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